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及其后的形势

发布时间:2021-05-13文章来源: 浏览次数:

1927年3月24日,国民革命军第六、第二军由安徽东进,占领南京。当天下午,游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、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,突然猛烈炮轰南京,中国军民遭到严重伤亡。南京事件加速了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的步伐。

 

3月26日,蒋介石从安徽乘军舰赶到上海,随即同帝国主义列强、江浙财阀和帮会头目等举行一系列秘密会谈。帝国主义列强鼓励他“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”,江浙财阀给了他几百万元的巨额财政资助。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等则保证用流氓、暴徒组织及武装充当他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的打手。4月初,蒋介石在上海约集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黄绍竑、李济深、张静江、吴稚晖、李石曾等举行秘密会议,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“清党”,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。

 

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有所觉察,努力加强工人纠察队,力图固革命成果。但当时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,在蒋介石正磨刀霍霍之际,仍不赞成同蒋破裂。3月下旬,陈独秀致信中共上海区委,提出“要缓和反蒋”。4月1日,汪精卫从海外回到上海。他到上海后,曾同蒋介石等密谈。蒋介石主张立刻“分共”,汪精卫担心这样做会使权力全部由蒋介石独揽,主张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蒋提议的“分共”事项。4月5日,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,把“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,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”说成是“不审自何而起”的“谣言”,要求大家“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,不听信任何谣言,相互尊敬,事事开诚协商进行”。这个宣言的发表,使部分共产党员放松了警惕,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。此后,陈独秀和汪精卫立即一起前往武汉;中共中央机关也由上海迁至武汉办公。

 

4月12日,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。当天凌晨,大批青帮武装流氓冒充工人从租界冲出,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。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(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)借进行调解之名,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。13日上午,上海工人和市民召开10万人的群众大会,会后整队游行,要求释放被捕工友,交还纠察队被缴枪械。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,第二十六军突然从埋伏处冲出,向密集的人群开枪扫射,当场打死100多人,伤者不计其数。

 

继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,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等省相继以“清党”为名,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。单广东一地,被杀害的就达2000人。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。4月28日,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。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。

就义前的李大钊

 

4月18日,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“国民政府”。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,得到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和民族资产阶级一些上层人物的附和。上海商业联合会通电表示“对于当局清党主张愿为后盾”。个别资产阶级代

表人物还被吸收到南京政府任职,成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军事专政的点缀。

 

人民群众对于蒋介石集团的叛变进行愤怒声讨。4月14日,上海知名人士胡愈之、郑振铎、吴觉农等七人联名写信,强烈谴责军方的暴行。武汉、长沙等地举行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。4月20日,中共中央为蒋介石屠杀民众发表宣言,揭露“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”,号召革命人民为“推翻新军阀”“打倒军事专政”而奋斗。4月22日,宋庆龄、邓演达、何香凝、谭平山、吴玉章、林祖涵、毛泽东等39人,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等名义,联名发表讨蒋通电。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在4月17日发布命令,开除蒋的党籍,免去其本兼各职。

 

四一二政变发生后,全国形成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: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、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和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。

武汉国民政府直接管辖的地区只有湖北、湖南、江西三省,并面对着来自两个方面的威胁:东面的新军阀蒋介石和北面的旧军阀张作霖。张作霖在吴佩孚、孙传芳两部主力被击溃后,调兵南下。其主力部队沿京汉铁路向南,抢占河南,对武汉政府构成巨大威胁。在武汉国民政府内部,情况也很复杂。刚到武汉不久的汪精卫打着反蒋旗号,取得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。当时的汪精卫是以“左派领袖”的面目出现的。他高喊:革命的往左边来,不革命的快走开去。但骨子里认为当时“分共”虽“时机未至,而各人已不能不做那必要的准备”。他同掌握这个地区军权的唐生智结合在一起,开始限制工农运动,力图控制武汉局势,观望风向,随时可能从动摇到背叛。

 

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以后,面临的斗争任务比前一时期更加复杂。怎样对付武汉政权外的敌人,怎样对待这个政权内很不可靠的同盟者,要不要和能不能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新的突然事变做好应付的准备,这都是迫在眉睫的考验党的重大问题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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